县城妈妈王小铃：从谷爱凌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

镜像与现实

这面镜子出现在县城妈妈王小玲的生活中。镜子里是谷爱玲，镜子外是她，一个36岁的女孩。她家住河南省新乡市原阳县，离异，独自抚养着一个5岁上幼儿园的女儿。

因为她曾说过想成为谷爱玲那样的人，甚至在社交平台上遭遇了一轮“网络霸凌”。今年2月中旬她把这段视频发出来后，热度比之前高出十倍。此前，她一直在网上分享县城单亲母女的生活。数百条评论涌进来，有的说她在做白日梦，有的说“你没有谷爱玲的人生，却得了谷爱玲的病”。甚至有人拿出谷爱玲的三代人来证明她是痴心妄​​想，“首先你得是斯坦福博士，你的爷爷奶奶得是国家级科学家、数学家……”

但王晓玲始终记得第一次看到谷爱凌的短视频时的感受。她的第一反应不是谷爱凌很优秀，而是“她妈妈一定很厉害”。她努力思考措辞——那是一个成功的单亲妈妈，一种精英的感觉。

她也是一位带着女儿的单亲妈妈，短视频就像一面镜子，映照出一种新的可能性。“虽然起点、天赋、家庭背景不同，但我还是想给孩子创造一个好的起点。”

然而在这面镜子的另一边，是一位县城母亲深陷其中的生活。王晓玲3年前与丈夫离婚，她遇到的问题和很多县城女性遇到的差不多——嫁到别的县城，遇到了一个一周才回家一次的丈夫和对她不满意、没有社交圈、在生活中总是屈服的婆婆。

这段婚姻中，她收不到彩礼，还要还不属于她名下的房子和车子的房贷。新婚前夕，丈夫和朋友出去喝酒，喝得酩酊大醉；产前检查时，她挺着大肚子一个人去收银台付款、办体检项目。她从来没见过丈夫的工资卡，甚至打不开他的手机。两人面对面坐着，在同一个房间，甚至躺在同一张床上，“却比陌生人还要远”。

有一次，她因为把衣服和裤子挂在一起，被婆婆骂了一顿，当天还被老板骂了一顿，最后她实在忍不了，跟婆婆大吵了一架，第二天，丈夫打来电话说：“我们离婚吧，一个星期之内搬出去。”

王小玲的婚姻就此结束。

与面临失败婚姻的王小玲不同，远在异县的妈妈陈芳璐面对的却是另一面镜子。

对于31岁的陈芳璐来说，这面镜子映照出来的是社交媒体上大城市的精英生活方式，以及在那里的妈妈们养育出来的“精英孩子”。

她家住河北省张家口市涿鹿县，家境优渥，有一儿一女。因为离北京近，她选择的一切都堪比北京。怀二胎时，为了给孩子“好东西”，她开车在高速上跑了一个小时，办了一张价值3万元的会员卡。她很少在县城花钱，购物几乎都是网购。有一天，她意外发现县城新开了一家甜品店，朋友却告诉她，这家店已经开了半年了。就连去痣这种小事，她也要跑到北京去办。“我在北京安贞医院去痣，花了240元。”

这种生活方式的极端实践体现在她加入一家高端母婴店，她急于通过复制城市生活方式获得成功。然而，这家店的纸尿裤售价为每包158元。面对如此高的消费，县城里的人来来往往，问完价就走。迫于无奈，价格一降再降，从每包158元降到每包99元，几乎没有利润。

“有顾客问我，网上买3包一样价钱可以，我说怎么会一样，恨不得一包有100片纸尿裤”——从谈话中，你总能感受到她对县城的拒绝。

回头客的周期也很长。最近来陈芳璐店里的一位妈妈，上次来是6月份，一包纸尿裤用了三个月。这是因为这位妈妈只在晚上给孩子换纸尿裤，白天“直接挂在外面晾就行”。

作为社交媒体的重度用户，镜中世界原本让她感受到“现在的年轻妈妈要求更高了”，于是开了这家母婴店。但现实是，连她妈妈都反对她，“一盒奶粉400元，孩子一个月要喝2、3罐，在县城打工一个月才挣3000多元，谁会花1000多元给孩子买奶粉？”

像陈芳璐、王小玲一样，虽然面临的现实不同，无论是婚姻的失败，还是创业的失败，这些县城女性最终都会回归同一个身份——县城妈妈。

这是一个庞大而沉默的群体。截至2021年底，我国共有2843个县级行政单位，约有2.5亿人生活在县城，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县城妈妈。她们大多出生在县城，并在县城实现了多重社会角色的转变，完成了家庭、生育，以及人生的全部。

▲图/《成为妈妈》截图

孩子是唯一目标

失败之后，人有时候会把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，对于县城的妈妈们来说，在事业、婚姻等为数不多的选择中，孩子几乎是她们唯一可以寄托的目标。

成为单亲妈妈后，王小玲决定“逃离”县城。以前住的县城没有高楼大厦，没有拥挤的人群，连公交车都很少见，她不想再回到那个“骑自行车20分钟就能转一圈”的地方。

“我根本不想呆在县城。县城会把你累垮的。”她说。

她采取的方式是尽量把女儿的生活和县城割裂开来。比如，她从不跟女儿讲县城的事，而是多给她讲国外的故事。虽然她从未出过河南，但和女儿一起躺在床上，会一起看埃及金字塔、意大利古建筑的短视频。“埃及金字塔”这个词她提到得非常频繁。据她介绍，小时候第一次在课本上看到这个尖角三角形，一眼就看得入迷。后来，她把小红书上的旅游照片给女儿看，“她也看得入迷了。”

为了教育女儿，她按照从社交媒体上学到的育儿方法，让女儿同时学习了七个课外项目——魔方、棋盘游戏、绘画、手工、轮滑、羽毛球、游泳。

但她没钱，只能自学，等女儿学会了再教给她。比如，她喜欢刷哔哩哔哩，在平台上搜索六阶魔方的教程，每天花半个小时背公式，再练习半个小时，一个月后，她就能在一分钟内解开魔方。

“要想逼孩子先逼自己，那就逼自己。”当孩子不懂魔方公式时，她就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解释，“实在不懂，就画出来。”

面对经济拮据，陪孩子上学是县城妈妈们送孩子上学的唯一出路。另一位县城妈妈张瑶瑶今年32岁，来自江西抚州宜黄县，有一儿一女，是她的希望。但上小学的儿子，英语学不好。她也没逃过大数据的监控，在社交媒体上收到定向广告后，她花了几百元给孩子上英语网课——这是她的全部心血。过去，母子俩一个月的生活费不超过3000元。

但儿子从来不听，拿到手机第一反应就是玩游戏。张瑶瑶锁了游戏，儿子却又打开微信小程序玩游戏。直到她锁了微信，她才把儿子拉到椅子上，一字一句教他单词。一晚上下来，儿子还是记不住，“都是自己背的。”

相比之下，来自河北一个相对富裕县城的妈妈陈芳璐，却未能免受这种焦虑的困扰，她的做法更加“极端”，几乎无时无刻不在试图“逃离县城”。

自两个孩子出生以来，每次孩子身体不舒服，她都会去北京，哪怕只是感冒，她也会选择儿研所，“不能耽误孩子。”小儿子经常过敏，陈芳璐便在小红书上搜索，找到了北京一家知名儿科医生开的私人诊所，“据说很多明星的孩子都去那里看病。”诊所里最普通的一次体检电话也要500元，但她并不介意，她一次又一次开车带着儿子去100公里外的北京。后来，她养成了习惯，小儿子的疫苗、体检全部在这里完成。

大女儿不满一岁的时候，她就离开县城到附近的张家口市报了早教班，总价近3万元，相当于每节课200多元。早上8点不到，夫妻俩带着孩子开车上高速，开了一个多小时才到市区，孩子在车里几乎睡着了。

上完45分钟的早教课，一家人还要等下午的课，“下课还要在市区吃饭，再去商场购物，基本上这些消费加上高速公路过路费和油费，一趟就要花上千元。”

小儿子出生后，高昂的费用让她一度没法去城里上课，最后她把儿子送到了离家不远的县城一家早教中心，花了6000元，上80节课。

然而，县城妈妈越是渴望大城市的“精英式育儿”，就越会排斥县城。这在陈芳璐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。她感觉到差距，县城的早教班“和城里的完全没法比”。城里的早教中心纯英文授课，有各种专业课程，而县城的早教中心“就像是托儿所”。

最终，思想的碰撞在一次亲子活动中达到了高潮。

那次，县幼教中心组织了端午节包粽子活动。她给儿子打扮得漂漂亮亮，背上背着一个小包，里面塞了水瓶和一些零食。结果，母子俩进幼教中心时，“就像穿着裙子参加睡衣派对一样。”

她心里很郁闷，对于县城来说，她越来越像一个外来者了。

▲ 照片/《82年生的金智英》截图

逃避的根源

对于王小玲本人来说，她对县城的记忆几乎都是阴暗而模糊的。

2019年，丈夫提出离婚，把责任都推到她身上。在她所在的县，这被解读为女人“活该”。丈夫在电话里指责她：“如果你能赚钱，如果你懂得处事，如果你能处理好婆媳关系，我们就不会离婚。”

他要求王小玲带着孩子离开家。

搬走那天，王小玲看着自己买的家具、餐桌、锅碗瓢盆，心想“总不能全都带走吧”。最后她抱着几袋衣服默默离开了。在她所在的县，起诉并不流行，妥协往往是常态。她甚至坦言，“说实话，我当时觉得是自己的问题，就是不想离婚，想抓住最后一根救命稻草，就听他的话，先搬走了。”

搬出去后，她从别人口中得知丈夫在郑州认识了一个“能挣更多钱”的女人。而那时，王小玲一个月的工资只有3500元。没有了窗户纸的遮掩，两人的婚姻真的走到了尽头。

她和孩子在县城又住了三年，搬进了一间十多平米的出租屋，屋里只有一张床和一张桌子，刚开始吃饭都是蹲着，房间太小，卫生间就在床的正对面，下水道的味道一直萦绕在她的记忆里。

她尝试开一家童装店，但“县城里没有熟人，也没有熟客”。几个月后，店倒闭了，留下一堆库存和7万外债。尽管她有本科学历，英语六级、日语二级，但每家公司都告诉她不要带孩子来公司。有一次她加班，女儿一个人在家，她从监控里看到“孩子哭得很厉害，哭着哭着就睡着了”。

正常工作根本没法谈，“后来就只能当自由职业者，在街头跑业务。”王小玲卖过小吃，在路边发过传单，还挨家挨户推销过驾校，被骂成了常态，跑过三四条街，能见到一张好脸就算幸运了。

最困难的时候，她同时欠了5、6个借贷平台的钱，每个月有四分之一的时间都在借东借西。在交房租的那天，她被一个叫“妈妈刷单”的骗局骗走了1000多元，身无分文，透支了，走在街上浑身发抖。她说那是她最崩溃的时刻，“永远忘不了”。

对于她来说，县城的记忆就是这些艰苦生活的集合。

幸好有女儿陪着，周末她就带着女儿去发驾校名片，女儿比她大胆，问：“阿姨，你考驾照吗？”晚上她们一起摆摊，卖童装店的库存和自制的酸梅汤，孩子主动推着车，边走边叫卖。

但因为逃离了痛苦的婚姻，她感受到了一种自由，她甚至觉得，只要能摆脱县城，就等于摆脱了过去。

来自河北的陈方璐也希望摆脱过去。

陈芳璐有三点遗憾，她错过了去天津音乐学院、西安音乐学院和德国读书的机会。高考的失败、性格阴郁以及大学里的爱情让她回到了县城。她开这家母婴店就是为了向大家“证明自己”——这种证明贯穿了她的记忆。她从小就知道，钢琴是必须要练的，练好了，妈妈就会开心。暑假里，别人忙得不可开交，她只能在窗下没日没夜地练琴。

她还保留着小学时写给妈妈的一封信，“妈妈，我考的不好，下次一定会改。”31岁的她再次拿起这封信，手还在微微颤抖，那是一种无法面对父母失望的恐惧。

与这两位早已有计划“逃离”的县城妈妈不同，来自江西的张瑶瑶，或许能揭露出另一群“想逃离，却已无力逃离”的县城妈妈的困境。

她出生在福建的一个山村，母亲早逝，父亲几年后再婚，继母又生了两个女孩，张瑶瑶成了家里最多余的一个。小时候，她在农村读小学，父亲每周给她10元生活费，来回车费6元，剩下的钱只够吃两顿饭。她不敢开口要钱。继母冷漠，父亲嗜赌成性，好不容易见到她，总是不耐烦地看着她，“你怎么又回来要钱了？”

15岁那年，父亲让她别再读书了。她到福州寄居在姑姑家，虚报年龄当服务员，在鞋厂、化妆品厂打工。20岁那年，她在工厂里认识了现在的丈夫。她一度觉得，在这个男人身上，自己找到了过去一直缺失的“爱情”。

现在想想，我老公娶她，也只是为了“找个老婆”而已。

张瑶瑶总喜欢讲“如果”，她说：“如果我一开始就意识到这段婚姻不尊重，我早就堕胎了；如果我妈还在，我可能20岁还在上学；如果我懂点世事，就知道这个男人一点都不靠谱。”

但没有如果，婚礼当天，因为婚礼筹备花了3万块钱，丈夫的脸色就不好了。从福建回江西的路上，丈夫发现忘了带她娘家婚宴上的几根烟，当着她公婆的面，又骂她一句“娶你可真贵啊”。

而这仅仅是个开始。

婚后，她失去了经济来源，不得不做出更多妥协来换取安全感。“我一个人带孩子，做家务，干活。”她的重心开始围绕着丈夫和两个孩子——种竹荪、卖橘子、抱着孩子在烈日下晒小米。

忍让和退让总是会发生的。有一次玩耍时，大叔家的孩子用镰刀砍了女儿，头上留下了一条长5厘米、深3厘米的伤口。女儿在怀里哭喊着抽搐，婆婆只是嘟囔了句“我也不知道怎么会这样”，转身就抱起大叔家的孩子走了。

她只是沉默不语，给孩子涂药。

“这是我这辈子最后悔的事。”张瑶瑶再次提到“如果”。“如果再有这样的事，我一定会跟他们拼个你死我活。”

后来，孩子们长大了，张瑶瑶就到县城当全职妈妈，陪他们上学。这10年，因为生活不好，丈夫也变得越来越冷漠敏感。吵架的时候，丈夫说：“要不是你们三个，我现在也不会这么倒霉。”

张瑶瑶陷入母亲、妻子、县城女人的三重身份之中。

▲ 图/《隐秘的角落》截图

并非逃避

来自河南的王小玲决定带着女儿逃离这个县。

3月初，她带着孩子来到郑州，前夫承诺每月给她1500元抚养费。此前，她在县城找到了一份大码女装客服代表的工作，县里的老板也承诺，只要业绩达标，就可以带着工作去城里。

但城市生活并没有她想象的那么简单。前夫住的地方离这里只有十几分钟的自行车路程，偶尔会过来看孩子，但从来没提过抚养费。女儿上学也毫无征兆。按照当时郑州的政策，王小玲在当地没有房子，也从未缴纳过社保，孩子是不能在郑州上学的。

当时，女儿应该上高班了，王小玲只能给女儿在郑州找了一个幼小衔接班，秘密地藏在一栋老旧居民楼里，每月学费700元，没有操场、活动室，教室只有客厅大小，摆满了课桌，挤了30个孩子，和王小玲的女儿一样，都是外地孩子。

她无法接受这种差距，“这和我想象的完全不一样。”

找前夫要钱成了王小玲在郑州最重要的事情。但前夫出现的次数却越来越少。王小玲当面要钱，或者发微信，每次都只得到一句话：“再等一会儿。”

王小玲在与前夫斗争，而来自河北的陈方璐则在反抗县城传统家庭中不可动摇的观念。

陈芳璐总结说，自己的人生缺乏规划和底气，所以很早就为两个孩子想好了出路。“我打算把孩子送到天津去，至少送到张家口去。”她准备在天津给孩子买一套学区房。

这遭到了公公的强烈反对，“去哪里读书都无所谓，去天津读书能考上什么？”公公家是县城里的工科世家，陈芳璐的丈夫当时没有考上大学，但他选择追随父亲的脚步，依然过着优渥的生活。

但在陈芳璐看来，公公根本不为孩子的未来考虑，“他认为我们有的，就够了”。

她的消费观念在家里也碰壁了，女儿走路都是脚内翻，她就带着孩子去了北京一家著名的足踝部诊所，花了2600元买了一副矫正脚外翻的定制鞋垫，又去商场买了一双名牌鞋。

当天公公也去了北京，为孩子支付了诊所和商场的费用。后来，陈芳璐才知道，公公私下里向丈夫抱怨，“你这是什么孩子，还要跑北京买东西。”

两个世界的矛盾在她怀二胎的时候达到了顶峰。当时她和丈夫有了在廊坊开火锅店的想法。还没等他们下定决心，公公就冲到她娘家，指着陈芳璐母亲说：“这些年，儿子听你的话，女儿说了算，这个家你说了算！”争吵中，他们差点报警。

相比之下，来自江西的张瑶瑶带着两个年幼的孩子，又没有任何经济来源，她无法直接离开，甚至失去了争辩的勇气。

她只能在短视频平台寻找人生的解药，她关注了很多博主，一半是健身博主，一半是经典书籍评论员。有一次，她看到一个短视频，上面写着：“我为你试过婚姻，如果你对另一半的选择错了，你余生的每一步都会走错，你会经历人间所有的苦难，左右为难。”

她觉得这句话仿佛体现了她的命运，“一步错，全错”。10年来，她多次试图挣脱，但这种挣扎就像身处漩涡，让她越陷越深。

即便“外界”已经下沉到县城，她却并未享受到这种下沉带来的好处。她在淘宝电商工作，想卖竹荪，但不会装软件，卖不出货。还有一次，县里组织电商培训，一共7天，她来的最早，走的最晚，结果培训只是做秀。她在朋友圈看到其他妈妈在卖书包、短袖衫、内衣，她又动心了。对方称每单给她3-5元的提成。结果，她抄了那些文案一年，一单都没卖出去。直到最后，一个老同学说要帮她赚钱，拉她进了一个卖美妆产品的妈妈群。进群后，她才知道这是传销。

她今年32岁，初中未毕业，从来没有坐过火车、地铁，甚至害怕坐长途汽车，某种程度上，她已经与社会脱节。

平复这些忧郁情绪的方法往往是打开一段30秒的短视频——视频能让她看到自己向往的生活。

确实存在一些看上去该人“成功逃脱”的情况。

30多岁的高婷来自山东潍坊县城，她选择让6岁的女儿当童模。去年，因为手机内存不足，她把女儿的照片上传到社交平台，“一不小心就小火了”。后来，不断有人联系她拍写真。这是女儿第一次离开县城，第一次坐地铁、火车、飞机。

生活在县城，她有一个私心：希望女儿能像大城市里的孩子一样，沉稳一些，胆子大一些——就像她给女儿起的绰号“大胆儿”一样。用高婷的话来说，她小时候胆小，不敢表达自己，所以希望女儿胆大一些，勇敢一些。女儿也许下了一个大胆的心愿：将来要考上北大。

但这样的“成功逃脱”也有相应的代价。

在学校，女儿遭遇了激烈的竞争。在山东这个县城，女儿上一年级刚过10天，班里就要求抽查《桃花源记》，尽管这是初中文言文。女儿几乎天天背诵，终于艰难地背了下来，“但我一个字都没听懂。”

为了让女儿多见识见识世界，她还给女儿报了早教、体能、英语、美术、游泳、童模等课程。可现在，让她苦恼的一个问题是，县城培训班的外教辞职了，只剩下一位口音很重的本地老师。

她果断停了女儿的课，说：“别让她的口音变了。”

▲高婷女儿在拍摄现场。图／受访者提供

逃脱之后

在这个争夺下沉市场流量的时代，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是：大数据所呈现的“外面的世界”对县城妈妈来说，真的是好事吗？同时，社交媒体所呈现的片面的世界，又是否可以作为理想生活的范本？

对于受到谷爱凌教育启发的王晓玲来说，她在这个问题上却摇摆不定。

逃离县城到城里后，生活似乎并没有好转多少。今年6月底，女儿就要上学了，但前夫却再也没有出现，也不回微信了。郑州的开销如流水般，母女俩每个月房租、吃喝要花掉近5000元。她突然意识到拿不到抚养费，“那个地方对我来说毫无意义。”

她被迫离开郑州。

如今她回到了父母家，住进了一套新的出租房，有四间卧室、一间客厅、一间卫生间，还有一个闲置的200平米阳台，房租2000元。她在阳台上种了十几种蔬菜，有韭菜、青菜、生菜、黄瓜、豆角、大蒜等，还打算买个笼子，养几只鸡。

从某种意义上说，如今社交媒体上还住着一个“她”——现实生活中的她几乎没有朋友，社交圈也与网络世界息息相关。早上，她会在阳台的菜园里慢跑，女儿则会在客厅逗猫。她习惯将日常生活拍成vlog，发在社交账号上。很多人说她洒脱，也有人羡慕她的生活。

但现实中只有她自己知道，有些伤痛是藏不住的。“其实我最大的愿望不是事业有成，而是婚姻幸福”，这成了她最大的遗憾。她的视频里有每一个细节，但有一件事她刻意隐瞒，“说出来肯定会被骂死”——离婚后，丈夫还是找她要钱，她没有积蓄，就用网贷的方式借钱给他。

至于那个关于顾爱凌的镜中梦，还没有开始就结束了。

和王小玲一样，陈芳璐在家乡河北省张家口市涿鹿县几乎找不到朋友。她的朋友几乎都是在社交媒体上认识的，大家在社交媒体上分享育儿、家庭、女性未来等话题。

当然，她也分享了自己开母婴店的经历，短短一年时间，她的母婴店就亏损了近60万元。

“外面的世界”也困住了张瑶瑶和她的孩子。

“如果，”张Yaoyao提到最后一个，“如果我足够聪明，我的婚姻就不会到此为止。”

她不敢离婚，因为她在离婚后经常在短录像中空手而归。

当她的孩子长大时，她会更加无能为力。周末的艺术品，一家人买了一个鼓组。依此类推。在这些时候，张Yaoyao只能沉默地回应。

如此之多，以至于每次她接到邻居的电话时，她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掩盖电话：“她真的对我施加了很大的压力。”

在33岁时，她觉得在县城的母亲，她已经通过了太多的“独立妇女”视频，她渴望找到她在社交平台上的突破的答案，但她无法找到答案。

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，但她的女儿胆小地胆怯，敢于在外面表达自己，张Yaoyao去了幼儿园。她为什么不举手？

“我不敢。”

那一刻，她看到了她以前的自我。

▲从张Yaoyao的出租房子看，她和其他几个家庭共享了一个共享的厨房。

（应受访者的要求，Wang小林，Chen Fanglu，Zhang Yaoyao和Gao Ting是本文的假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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